我是桐城人，如果罗家岭不划到安庆，我老婆也是标准的桐城人。—题记

十二年前的春节前夕，我回到家乡桐城。从桐城转乡下乘坐的是面的。开面的的司机脸上很憔悴，也算是家门口熟人。直到我把三十元递给他并告诉零钱不用找时，他的脸上才有了笑容。他说，他去年倒了大霉，出了两次车祸，撞死了两个行人，伤了三个。单是赔款就花掉八万元。

不是你出了车祸，是你闯了祸。是你剥夺了几条人命。居然你还没有进监狱，没有被判刑,还敢拉我。我笑着问他。

他说，出车祸后，乡镇领导都来调解，死者家属很悲痛，但死者不能复活。双方友好协调也就解决了。

这就是桐城。乐于用“关系”而不是法律、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陆续在桐城市里赴过几次宴会。那里的人都有找人陪客的习惯，明明我一个客人，吃饭的时候却来了一批，各行各业都有。酒的规格很高，十几年前就是剑南春以上；烟则是玉溪、中华。要知道，在上海宴请，一个处级干部大众面前抽支10元一包的红双喜，都不觉得掉价。后来才知道，餐桌的烟酒，都是你送我，我送你，正印证了“会享用的不花钱，花钱的人不享用”，烟酒的第一个主人已无法寻踪。

这么多人一起吃饭，彼此互递名片，只为谈交情，寻祖溯源，由此凝聚出许多的共同点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这些关系一般都派得上。我的亲戚由小学调到中学，由乡下调到市里；把桐城户口调到更大的城市，靠的都是桐城熟人帮忙；因为我是桐城人身居上海，每年考生大学录取，自主招生，子女毕业后到上海工作，我也尽力寻找制度外的东西，用关系来解决一切问题。

既然关系如此重要，在桐城，关系的建立基础当然是血缘、师生、同学、朋友。如果这些你都没有，你就必须脱离这个地方。所以，桐城的毕业生高考结束都会把志愿尽量填在外地，至少在未来毕业的时候，寄希望于通过公平的制度获得他心仪的公司或者岗位；因为惧怕关系，即使在安徽的大学生毕业也想着跳出安徽，跳出桐城，以图绕开关系去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。九十年代初，我的两位高中好友、安徽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，一个分配进桐城酒厂，一个在植物油厂，而一个商科中专生却进了银行。差别就在于有否关系，以及关系的硬度。

桐城的社会关系形成，在桐城派文化中也可以看出端倪，人们习惯于向传统向族源去讨教生存立世的法则，对现代社会崇尚的法制、制度并不欣赏。即使今天的桐城已跨入商业相对发达的中小明星城市之外，企业从设立到发展，再到中小企业生存中遇到的资金问题，都可以在餐桌上找到解决方案。

更有趣的是，那些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合肥奋斗多年且事业有成的桐城男士们，他们的太太相当多的居然是安徽人或者桐城人。当他们以自己的一已之力在外打拼的时候，心灵世界还是默守着家乡的传统，他们想以最小的成本（以既已存在的“关系”确立婚姻“关系”成本最低）推动事业的升华。所以，当他们背起行囊踏上去另一个崭新城市的路途时，就盘算着对桐城的女生下手。

（unionw/文）